弥格隆在回答达娃卓玛的问题

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直到青藏铁路尚未修建通车之前，一直有这样的说法：“出国容易，到西藏难。”而且很多人还不知道，好不容易到了西藏，要去阿里则更是难上加难。

我有福气，曾两次抵达阿里。

1999年9月初，我从拉萨搭车前往阿里，走的是喜马拉雅和冈底斯两大山脉之间的219国道（即新藏公路）。昼夜兼程，3天之后到达阿里地区的普兰县。半个月后，出西藏到新疆。这是我的第一次阿里之行。当时最大的感受，是平生第一次对所谓“辽阔壮丽”有了切身体味，与此同时也觉得道路太过漫长，行程太过艰辛。

2006年9月，我再一次来到阿里。这一次是自驾车从新疆叶城到狮泉河镇，也差不多走了3天。与当年的行程正好相反。

在阿里，有一位当今本教中地位最高的大活佛，一位名扬整个藏区的藏医大师，他就是丹增旺扎。阿里的大人小孩和僧俗人等都尊称他叫“弥格隆”，意思是德高望重的活佛、受过比丘戒的长者。

弥格隆当之无愧属于那种无可替代的重量级人物，是阿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承者。要想对阿里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尤其是对象雄文明和本教作较深入透彻的了解，如果未能得到弥格隆的指点，那将非常遗憾。把象雄文明和本教比作一把锁，假若说有开启这把锁的钥匙，那么其中一把肯定在他老人家的手上。我知道，有不少千万里追寻弥格隆而去的人，好不容易到了阿里却未能如愿见到他。

两次到阿里，非常非常幸运的是，每次我都如愿以偿地拜见了弥格隆，并与他相处好几天。我十分清楚，这实属不易，当感恩命运。

　　1999年：在狮泉河镇

弥格隆在狮泉河镇的家，是地区藏医院新楼和旧平房中间的一个普通小院。两层高的小楼，房顶上经幡猎猎，有金色的法轮和两只铜塑的小鹿。不大的院子里，五颜六色的花草之间支着形似卫星接收器的太阳能吸收板。

 
1999年9月弥格隆在狮泉河镇给病人抓药

    午后，地区藏医院的领导和翻译带着我进了弥格隆的家。

陈旧得有些褪色的绛红色僧袍中的身躯并不高大，但慈眉善目、和蔼可亲，这是弥格隆留给我的第一印象。老人家先赐予我哈达，接着是一盒藏红花、一包藏药。用取自神山圣湖的原料制成的藏药，藏民坚信它可以治疗许多疾病。弥格隆说，这种药在宗教上的意义很大。后来我离开狮泉河镇时，老人家又送给我一册他主持编撰的有关天文历算和本教的藏文著作。它与寺院常见的那种长条状古籍、经书一样，用两片暗红色薄木板夹住，再缠上一指多宽的黄色塑料带。在书中，弥格隆写下了对宗教和人生的诸多感悟——人活着要做些什么事情，一生应该怎样度过，现实与理想，理智与欲望……可惜，我不懂藏文，无法阅读、更无法领会这部独一无二的著作所阐述的深邃思想。

这时候，有两个藏族妇女进来求医。她们先给他献哈达、然后磕头，整个看病的过程中一直半跪在他的座榻前。老人家对病人很有耐心，和和气气地询问病情，细致地观察舌苔、把脉……接下来的三四个小时里，弥格隆为20多个病人看了病。最远的病人，是从康巴藏区来阿里做生意的康巴人。

弥格隆给病人看病和会客，都在楼房底层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里。屋中的藏式木柜和墙壁上贴满各式各样的图片，有他本人在藏区各地的留影，尤其以布达拉宫和大昭寺为背景的明信片最多，还有江泽民接见老藏医的照片。搁经书的木架上，密密麻麻摆放着各种藏文典籍，包括他撰写的《阿里古代历史》。双手轻轻地抚摸这些用古老印刷术印在长条藏纸上的著作，让人顿感历史的沧桑厚重。

在修行洞深研佛教

改革开放后恢复成立地区藏医院时，只有他一个藏医，一间房子。如今，包括民间藏医在内，全地区有了200多人。他今年78岁，在藏医院工作的时间前后加起来有37年。“记得江泽民主席视察拉萨藏医院那年，我就向自治区领导提出要增加阿里的藏医转正指标，全自治区900名，阿里得了35名。这么多年，我想来想去，始终抱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给过人一些帮助，多次得到奖励。我有决心培养好人才，把藏医事业推向前进。我懂得一点民族的文化传统，希望把它们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说这些话的时候，老人家一直带着笑容，还时不时地停顿下来，与翻译商量如何把这些话的意思更准确地翻译给我听。

最近，弥格隆特别高兴，因为河北省援助400万元、自治区拨款150万元修建的地区藏医院新门诊大楼和住院部这个月20号将要投入使用。房子盖得气派，具有藏族传统建筑特色，算阿里最好、最漂亮的楼房。大楼顶端的金顶和法轮等宗教风格，是在老人的坚持下才保留下来的。他对有关领导说：“这里是藏医院，又不是哪个单位的办公楼。有点宗教格调怕什么呢？”

长期以来，弥格隆的生活习惯一直为外界所关注。大家传得神乎其神，说他几乎从不躺着睡觉，完全靠在经堂里打坐。这一点，我向老人核实过，确实如此。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每天中午1点半钟开始进餐。这也是他一天中仅有的一次用餐：吃糌粑、奶渣，喝酥油茶，偶尔还吃点白菜，最多不过如此。吃奶渣时，从不放糖。肉类什么的，绝对不沾。喝的酥油茶不算少，一天一暖壶（5磅重的）。

　　弥格隆身体硬朗得很，据说除偶尔几次伤风感冒外，从没有患过任何疾病。除感冒片外，其他什么药也没吃过。他平时的生活非常规律，几乎不看电视，电话也极少接听，不逛林卡（公园），有时间便念经。

在修行洞为病人把脉

与阿里原地委书记孔繁森的合影照片，醒目地摆放在座榻边的柜子上。他俩是好朋友。那时候，孔繁森有空就会到这里坐一坐，俩人谈话很投机。这么多年，弥格隆总在怀念着孔书记：“虽然我俩一个本教徒，一个共产党的大干部，但其实本教的利乐众生和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意义上是一致的！”

在弥格隆面前，我们心里装着太多深感神秘和困惑的问题，精神包袱不堪承受。

　　藏医与宗教有着怎样的关系？

“它们都属于藏民族的传统文化。藏医以特殊的诊断方法和藏药为手段治病救人，念经、祈祷等宗教仪轨只是心理作用和精神疗法。病人献哈达，付点钱，带点糌粑，把头低下来与藏医的头碰一下，是表达希望把病治好的心愿。仅仅碰下头、摸个顶，是治不好病的，但病人高兴。而从精神作用上来讲，又需要把二者结合起来。”

佛教和本教，只不过二者的名义与形式不同罢了，都是针对人的精神的。“作为信仰，它们是平等的，但形式和教义完全不同”。弥格隆打了个形象的比方：“雅鲁藏布江、拉萨河与狮泉河的水，都是一样的，都能解口渴、浇灌植物。水是一回事，河的名称不同而已。”

本教对阿里的藏医有过哪些影响？

本教的典籍中，有专门论述藏医和天文历算的著作。身为本教活佛，弥格隆举行宗教仪式的某些具体细节与佛教有些区别，念经的内容却大部分与佛教相同。他说：“有的病人请别的民间藏医或喇嘛，他们就按佛教的仪轨进行。但治病时我和其他藏医都是一致的，走的同一条路，都得按照《四部医典》的要求去做。包括强巴赤烈和措如?次郎这两位自治区藏医院德高望重的藏医大师，我们都根据藏医的传统去做，只不过我比他们的水平差些。”

藏医的学问就像海洋那样又深又广，弥格隆认为它的历史已经长达数千年，仅仅一部《四部医典》要真正全都实践的话，就相当不容易。“我们所利用和掌握的不过百分之十到三十，要是用到百分之五十的话就很可观了。如今的藏医理论，依然没有超过《四部医典》。要完全理解和实践它，必须大力普及文化，用心钻研。”

我和藏医院的领导大致推算了一下，要是从民主改革算起，至今弥格隆已经给大约20多万人看过病。病人中有藏族、蒙古族、汉族、回族等等，还有些外国人。“‘文化革命’时代，不准许我行医，但常有老百姓夜里偷偷跑来找我看病。后来政策放宽了，我就定下规矩，看病不收取任何东西。群众很看得起我，老给我送糌粑，还喜欢在装糌粑的口袋里悄悄放上钱。这也是他们的心意吧。可我从来没想过要从病人那里得到些什么，而是要不辜负他们的信任，为他们解除痛苦！”群众给的钱，他自己没有花过一分，全都用在藏医院和善事上了。讲到这里，老人抬起头来，突然像个孩子似的笑了，说自己吃过群众的不少糌粑。

1997年11月，弥格隆应邀去瑞士。他从自治区藏药厂买了价值1万多元的藏药，免费送给国外藏胞和藏医学会的会员，对老外也只收一点成本。本来英国也邀请他前去访问，但因时间紧张而未能成行。除了这次远渡重洋，半个世纪前他还去过印度和尼泊尔朝圣。国内各地，老人最远去过一次北京。而阿里札达县的古格王国遗址他却从未去过，尽管老人家对被岁月尘封的古格历史和象雄文明颇有研究。

办冈底斯藏医学校，弥格隆认为符合邓小平理论的要求。学校的招生，要求很特殊，就是只招收孤儿，或者生活困难的农牧民子女。老人说：“虽然这些孩子的学习基础差些，但这样培养出来之后，于国于民于己都会有利！”日常事务繁多，他一年也只能去学校一两次。每次去，他都要送给每个孩子一条哈达、10元钱。对于那些志愿在学校教书、做事的瑞士人，老人评价说：“他们的想法和做法，都令人敬佩。”

相处熟悉了，老人便欣然带我上楼参观经堂和药房。经堂墙壁上挂满唐卡画像，既有释迦牟尼佛祖和宗喀巴大师的，也有藏族医圣老宇妥的。还有12幅表现本教历史的唐卡，讲的是本教祖师的生平事迹及其徒弟的故事。

弥格隆像平时一样坐到经堂宝座上演示做法事敲羊皮鼓，让我拍照。每天晚上，他都在这个宝座上打坐。靠墙的木架上全是经书、古籍和法器，以及20多本国家级、自治区级、地区级的各种荣誉证书。除了1988年和1994年两次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弥格隆还是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但5年时间里，他没有去北京出席过一次会议。如果每年在阿里和北京之间往返一趟，对老人来说身体确实吃不消。

经堂里的典籍，并非老人的全部藏书。要是把“老家”古如江寺和藏医院里的都算上，至少有1.5万册。听说“文化革命”以前更多，后来被毁掉不少，其中有些是从印度买回来的珍品。在所有的经书和古籍中，有300多部是藏医专著。经堂对面的药房里，3个高高大大的木箱装满藏药，有150多种。阿里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藏药材的分布并不广泛，数量也有限。藏医院加工炮制名贵藏药的时候，弥格隆和几位老藏医都要念经加持。每次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念45天。念的经叫《八根千叶经》，内容与藏传佛教的一样，但仪轨则按照本教的传统进行。

今年这次加工，弥格隆又捐出纯金100克、白银两斤、现金1万元。那些纯金，是瑞士朋友送给他的。为给藏医院购买经书、藏医典籍和毛泽东、邓小平的著作，他又花了两万多元。他还准备拿5万元，再跟地区财政申请5万元，添置医疗设备。

时光如梭，转眼间3天时间一晃而过，马上就要与弥格隆告别。狮泉河镇街道两旁稀疏的树木，在秋风中不断飘下落叶。二三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凉，但狮泉河畔有大片大片一人多高的红柳树。地区首府建在这里以后，人口越来越多，那些生长了不知多少年的红柳林被砍伐，被推土机连根掘起，最终不见踪迹。在日渐繁华的狮泉河镇，我找遍整个小城才在一个单位的大院里看到最后的三四棵红柳，它们倔强而孤独地站立在风中。如今当地恶劣的气候，应该说与那些红柳林的消失直接相关。这两年，政府又投资在红柳林曾经生长过的荒滩上引水种柳。人们终于醒悟，认识到红柳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是要等到新的绿洲庇护，还得待以时日。

离开阿里的那些年，狮泉河镇的红柳，当然还有弥格隆，时常会一并浮现在我的脑海！时间越久，那些形象便愈加深刻。

2006年：在古如江寺

2006年9月9日，我们离开札达县城，在白云飘逸、蓝得令人窒息的天幕之下，我们边走边摄影，放纵与土林和荒原亲密接触的欲望，把当天的后半截路程抛到脑后。等我们赶到219国道上的巴尔兵站，已是傍晚8点钟。虽说现在阿里每天将近10点钟天才黑，但前面还有60多公里才能到达目的地——噶尔县门士乡。况且，正在拓宽改造的公路极其难行。雨季洪水肆掠的后果尚存，因为修路而不得不改走无以计数的所谓便道……我们一次次在黑沉沉的夜幕里掉转车头，在崎岖不平的荒野重新寻找向前的道路，并且要时时提防陷入泥泞或洪水之中。

到达门士乡政府，已是夜里11点钟。

第二天上午，乡里派3个月前刚从西南财经大学毕业分配来的藏族姑娘达娃卓玛带我们去古如江寺。考虑她与弥格隆的老家都在那曲，讲的话同属于一种方言，乡里便让她作我们的翻译。这个姑娘比较谦虚，反复说自己对古老的象雄文明和高深的藏医学缺乏了解，恐怕翻译的水平不够。门士离古如江寺只有13公里，沿途地势较为平坦，水草丰美，属于富饶的河谷农牧业地带。眼下，大片金黄的青稞已经熟透，有说有笑的农民忙着在收割、打捆、装运……丰收的田野，充盈着祥和与生机。一条青灰色的大河翻腾着浪花，朝西南方向流去。藏民称它朗钦藏布，是象泉河的上游。除了朝拜的信徒和求医的藏民，外地游客很少到这里来。

本教徒都坚信，坐落于琼隆宗嘎山上的古如江寺作为本教大师修行地至少已有两三千年历史。最早的修行者强巴郎嘎，虽算不上本教史上的最大活佛，却相当有影响。山腰处的修行洞，被称为雍仲仁钦察布（神圣山洞）。70年前，一位大活佛在修行洞的基础上建成古如江寺。

寺院的主体建筑包括四五座殿堂，供奉着金、银、铜和石、泥质地的本教祖师塑像，当然也少不了塔、法器、唐卡和经书。最珍贵的古籍，当推《本教大藏经》，还有本教始祖的遗训及后人对其的注释。作为雍仲仁钦修行洞的创始人，占巴南卡大师在信徒们心中不仅是象雄国的王子，还是大智者辛饶弥沃切的转世。

信徒们认为他在人间活了3000年，成就12件功业，信徒如云，终于完成传播本教的大任。而且，他的小弟弟就是藏民无比尊崇的莲花生大师。那时的象雄，本教盛行，至吐蕃时期更成为王室、国政的辅佐者，作用深且广。直到如今，在藏族民众的生活中，本教遗风仍然依稀可见。

近五六年，弥格隆一直在古如江寺修行。

我们顺着山坡弯弯曲曲的小道，爬上只容一人之身的几乎直立的石级和木梯，进入在众人眼中极其神秘的修行洞。这间大约10多平方米的殿堂，除了打坐修行兼起居的咫尺之地外，统统被法器、唐卡、哈达、佛像、酥油灯占据。靠后山的一面墙，则是码放得整整齐齐的长条状经书，其中有倾注了弥格隆极大心血的新作《象雄文化古籍丛书》。洞的岩壁，早已被酥油灯和岁月打磨得黝黑而光亮。无以言状的庄严，弥漫在狭小的空间，容易使初入其间的人迷失自我。

通过达娃卓玛姑娘的介绍，弥格隆很快回想起7年前与我在狮泉河镇的相处。我把收录有那次采访内容的拙著《雪域愿望树——追溯藏医藏药的心灵之旅》呈送给他。想不到老人家特别兴奋和喜悦，那种情绪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每个人。他不断地翻看这本书，欣喜地指点书中他和弟子们的图片。随后，他把书轻轻地搁在靠窗户的经书架上，与那些内容深邃的典籍相伴。此举，也令我无上荣耀而又有些惭愧。

85岁了，弥格隆看上去身体还很好，依然健谈，笑的时候多。还是与从前一样，每天凌晨3点钟就起床，念经、冥想……晚上11点钟睡觉。依然是坐着睡，他说这样比躺下来要简单。每天的饮食，依然是酥油茶、糌粑和少量酸奶、奶酪，偶尔吃点白菜。

老家在那曲地区的巴谦县，弥格隆50多年里只回去过两次，有时候也想回去看看，但路途遥远，又不好走，恐怕今生是难得成行了。他还记得北京建设得特别好，还说坐飞机很舒服。

过去的几十年里，每年的10月到第二年的3月弥格隆便独自在修行洞闭关修行。但即使在这段特殊时期，每天午后1点至4点钟，他都要抽出3个小时来为人看病。每次只给自己留5分钟的时间，吃点糌粑。闭关，对僧人而言再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不能干扰闭关。

过去的几十年里，每年的10月到第二年的3月弥格隆便独自在修行洞闭关修行。但即使在这段特殊时期，每天午后1点至4点钟，他都要抽出3个小时来为人看病。每次只给自己留5分钟的时间，吃点糌粑。闭关，对僧人而言再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不能干扰闭关。大概，弥格隆是绝无仅有的例外。在他看来，治病救人何尝不是高层次的修炼呢？

山脚下寺院边，只住着两三户藏族牧民。最大的一个院落是3年前盖的藏医住院部，地区和县卫生局把它作为农牧村合作医疗项目进行重点扶持。这些天，住院的病人有6个。

每天，弥格隆至少为5至10个病人看病，最多的时候有五六十人。本地和外地的都有，多数是转过神山后来拜谒活佛并求医问药的。此时，有几个患腰痛和风湿的病人。磕头、献哈达，把脉、询问，还有摸顶加持，在弥格隆与他们之间，除了医患关系，更有信徒和“仁布钦”（活佛）的纽带相连。

眼前的4个徒弟，都是阿里本地的藏族子弟。他们夏天学习藏医理论，上山采药，冬天则埋头钻研本教和佛教知识。还有一个名叫格玛江村的徒弟，30几岁，跟师10多年，重点研习象雄文明。现在他不在老人身边，被派往拉萨去学习电脑等现代科学文化。

夕阳西下，弥格隆拄着拐杖，从修行洞走下山，到僧舍看望我们并送来一份关于象雄文化的介绍材料，还说有什么问题明天再去修行洞交流。落日的金辉，大气磅礴地铺洒开来，也笼罩住这位白帽僧袍的老人。他指着寺院左前方荒芜的山头告诉我们，那是象雄王国的遗址所在地——传说中被称为“穹隆银城”的都城，三代象雄王曾经住在这个王宫。疆域广阔的古象雄王国分为上、中、下部，这一带即为上部所在地，也是古象雄十八王国（部）的城堡之首。山河之间，发育、生长和繁盛了早已远去的象雄文明。

后来我才知道，这里还是多种宗教和多种文明交汇的通道。比如17世纪20年代，以葡萄牙籍神父安瑞特为首的天主教教士化装成商人来到阿里，建立了西藏的第一座天主教堂。不过，他们的播种最终没有结下果实。

　　更早，2000多年前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名著《历史》中，据说也对阿里等地有过描述。西方人认定，这些地方盛产金子。

活佛与信徒

　　本教的传播，象雄文字对藏文形成所起的作用，标志着独特而丰富的象雄文化成长为藏族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如江寺的小喇嘛常常会拿出长条形的历书，告诉偶尔前来寻访源流的人们，书中确凿地记载了本教千年万年的历史。后来传入的佛教最终取代本教成为藏民族的主流信仰，那一袭来自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菲薄袈裟，某种程度遮掩了藏地漫长悠远而多姿多彩的年月。曾经繁华一时的象雄文明，留给后世无数待解之谜。弥格隆，或许是一条连接古代与现实的通道。

　　第二天早晨9点多钟，太阳正在升起，月亮依旧高悬，我们再次来到修行洞。阳光从岩壁上的小窗户透进来，投射在弥格隆的身上，在他周围产生了若隐若现的眩目光圈。与7年前在狮泉河镇一样，作为宗教大师的老人并不需要从我口中得知什么，只有我等俗人才有着无数的困惑需要得到“点化”。

　　我想弄明白的，还是许久以来一直在找寻答案的那些问题——既是活佛，又是藏医。弥格隆扮演了多重角色，具有多重身份。一些人投奔而来，是他高明的医术，另一些人则是因了宗教的神奇。还有的，二者兼而有之。他本人更看重哪种身份呢？

　　“我是活佛，主要从事宗教事业，但同时我行医。从6岁开始学习藏族历史文化和藏医，到20多岁时老师去世留下遗嘱，将我当作继承人。和平解放后，政府希望我把知识和本领献给人民，我便以看病为主。当然，我也花费很多精力研究象雄文化和本教。”

　　这些角色，自己更满意哪一个？

　　“在阿里范围内，是我看病的地方，是发挥藏医作用的地方。看病是真正的唯物主义，是真正为人民服务。但是我在宗教方面的影响可能更大，范围更广吧。”

　　您还有什么心愿吗？

　　“地区制药厂花费了我很多心血，如今厂房盖好了，但没有现代化的设备，加上其他用途，还有数百万元的资金缺口。藏药质量好，价格低廉，农牧民需要。药厂不投产，我便放不下心来。也希望你们北京的记者帮助呼吁，请上级给予支持。我还请求政府把阿里各县、各乡村的合作医疗都尽快健全起来，方便农牧民就近看病就医。”

　　本教的发展前途会如何？

　　“阿里只有这个古如江寺是本教的寺院，信徒也不多，但整个藏区对本教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国外也有一些人在研究本教，信徒还在增加。本教与象雄文明息息相关，我对二者的发扬光大有信心。”

　　富人和穷人要怎样相处，社会才能和谐？

　　“与过去相比，现在谁都不算穷，所以穷人的心要平和。但相比较而言，还有生活贫困的，政府对他们也采取了很多优惠政策来扶持。富人要有更多的仁慈和爱心，对社会和穷人多承担一点责任，多给别人帮助。总之，我相信西藏人的生活都会变得更好。”

　　在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以后，怎样使精神生活的水准也得到提高？

　　“当今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都有很大改善，而精神上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境界。贪求和奢望太多，迷惑住了人的内心世界。最理想、最美好的状态，是每个人要都做到慈悲、友爱、内心宁静，能够放下，但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达到的目标。”

　　以后，还想去哪里吗？

　　“20年前，自治区藏医院就有意调我去拉萨工作，我没同意。我老了，哪里都不能去，也不想去。因为阿里暂时比其他地方落后些，发展慢些，这里更需要我。我虽然现在年纪比较大了，但无论病人何时来找，都要及时接待。有危重病人，我还要去他们家里。反正，我是离不开这块土地了。”

　　……

　　恋恋不舍地同老人告别之后，站在修行洞前举目眺望，象泉河水奔流不息，河谷远处隐约有人和牲畜的影子，阳光之下一片祥和，犹如世外桃源。

　　直到永远：感念和祝福

　　1999年在狮泉河镇，弥格隆对我关爱有加。除了中午和晚上，我总在他家里呆着，没完没了地问这问那。老人呢，丝毫没有一丁点的不耐烦，有问必答。

　　2006年在古如江寺，我和朋友也被老人家以尊贵的客人相待。尽管由于语言的原因，弥格隆一定有许多精彩而又精辟的阐述，我无缘聆听到了。但能够坐在大师的跟前，几乎是促膝而“谈”，已是何等的荣幸。在我的生命中，他是如此地遥远，又是如此之近。与他的相处，那样亲近、放松和自然。他并没有直接“点化”我，却不知不觉消融我心中的结。高原秋日的阳光，令人从内心感到温暖和安详。我多么希望，永远在这和煦的阳光里，永远在弥格隆的身边，倾听他娓娓道来。或者，什么事情也不做，只是这样呆在他的近旁。我知道，这叫幸福时光。

　　记得第一次从阿里回到北京，读过《忧郁的热带》之后才知道，“当代人类学之父”列维·斯特劳斯也有过同样的思绪。他在《忧郁的热带》中，用在亚马逊丛林的经历，告诉我们另外的真相：“文明尚未被消灭到只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而仍然是可以在一生中重新与之建立两三次接触的真实事物，在这样的地方可以发现非常具有创意、个性独特至令人意想不到的程度的人物。”

　　在我“零距离”接触极地高原的经历中，弥格隆正是这样的人物。

　　2007年深秋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曾经为我们当过翻译的门士乡政府藏族姑娘达娃卓玛的电子邮件。她给我传来了一个我最不愿听到的消息：弥格隆圆寂了！

　　我的大师，我的亲人，让我的身心沐浴过前所未有的阳光的象雄文明传承者，让我对未来时日还抱有期待的本教大活佛，真的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了吗？已经很少再有心愿的我，许下过再去拜见弥格隆的心愿。如今，我的向往变成了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愿景！

　　弥格隆！我将用我的一生来把您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