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象雄文明   >  朝圣溯源

作者:同 美    文章来源:《民族学刊》2010.02期

 1.png

 

   众所周知,本教是藏民族的本土宗教,是传承藏族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从札东·格桑丹嘉《本(bon)与屈(chos)辨析》来看,藏族本土宗教“本”从历史渊源的角度大致可以分为早期的斯巴本(srid-pa-bon)以及辛饶米沃改革规范以来的雍仲本(Gyung-drung-bon)两大类。

 

其中,早期的斯巴本又根据是否与雍仲本相冲突、是否善待生命、是否牺牲血祭等角度分外本(phyi)与内本(nang-bo)两大类。外本亦称邪本(bon-log),内本亦称准因本(rgyu-bon)。雍仲本又分四因本(rgyu-bon)、五果本(vbras-bon)等两大类,合称九乘。释比既是羌族传统社会中的宗教文化的传承人,也是当时社会中的知识拥有者。因此,一般将这一文化现象称为“释比文化”。

 

释比文化无疑在羌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教与释比文化无疑是藏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长期以来,本教与释比文化关系研究备受广大藏羌文化研究者的青睐。本文以早期本教斯巴本与释比文化的关系研究为切入点,通过称谓与器物、神灵与经典等诸角度的比较研究,解读释比文化,揭示早期本教斯巴本的特点。
   
    一、早期本教与释比文化的研究回顾
   
    (一)藏文化视野下早期本教与释比文化的研究回顾
   
    毛尔盖·桑木旦先生是一位通过藏古文化的视角,从藏羌民族渊源关系的大背景下对本教与释比文化进行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他著有多篇(本)关于藏族历史的文章,如《藏族历史齐乐明镜》(lo-rgyus-gun-dgv-me-long),《解惑明灯》(mun-gsal-sgron-ma)等。这些文章现已收入《毛尔盖·桑木旦全集》(藏文)第六卷。

 

该文与其他传统藏文史书的最大不同在于专章论述了藏族东部的历史。诚然,藏族东部历史的研究势必涉及到藏羌之间的关系问题。毛尔盖·桑木旦先生本人系阿坝州松潘县毛尔盖人,毛尔盖又与黑水县接壤。因此,他非常了解黑水县一带的藏羌关系。

 

毛尔盖·桑木旦先生通过丰富的社会阅历,广博的藏文献知识,直接引用四十余种相关古藏文文献资料,从藏羌氏族及其称谓变迁、分布区域及其宗教信仰等诸多角度,深刻探讨了藏羌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

 

在毛尔盖·桑木旦先生看来,所谓现在的羌人,其渊源可以追溯到远古藏人羌赤(spyang-prug)氏族,他们所信仰的宗教系原始本教,主要集聚于岷江上游地区,世称“达玛”。毛尔盖·桑木旦先生还引证《新唐书》(藏译本)资料指出,按汉文资料记载,至少在唐时,茂汶一度被吐蕃首领尚恐热(zhang-kho-bsher)、尚与思罗(zhang-yu-blo)、悉恒谋(sstn-mo)及其部下所掌控。同时,作者还回忆道,直至解放前夕茂汶一带藏语仍俗称腊汶(la-bong),居民被作称“达玛rta-dmag”。
   
    (二)汉文化视野下的本教与释比文化的研究回顾
   
    周莲仪先生的《瓦寺土司始末》一书,运用《世代忠烈瓦寺土司》、《羌族调查情况》等三十余种相关汉文献资料,从瓦寺土司源流以及瓦寺土司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状况、兵事活动等五大方面,重构了汶川县瓦寺土司的历史,从某一侧面反映了汉籍资料关于古代汶川及其周边的藏羌民族及其宗教信仰关系的概貌。

通过周莲仪先生的《瓦寺土司始末》一书,我们知道历史上汶川瓦寺土司系嘉绒藏族十八土司之一,官寨(衙门)位于现今四川省阿坝藏羌自治州汶川县南绵箎镇西北涂禹山上。瓦寺土司自明朝英宗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历时508年。历史上其辖区涉及现今的茂县、理县、汶川、以及都江堰的部分地区。其民族成分以藏族和羌族为主,信仰本波教。

 

同时发现,由于周先生在藏羌语言方面的局限对研究带来的困难也非常明显。比如,周莲仪先生认为“瓦寺”一词,与房瓦之“瓦”或寺庙之“寺”有关。然而,通过对瓦寺土司第二十五代索国光(1940-)老先生的采访,以及对由他提供的《世代忠烈瓦寺土司》的研究,笔者以为“瓦寺”一词取自瓦寺土司第一世之父亲琼布思六本之姓名的嘉绒口语读音。思六本藏语转写为:bsod-nams-vbum,其中第一个字“bsod”在卫藏方言中与现代汉语普通话“思”音较近。但是,在嘉绒口语中“bsod”肯定要突出前加字母“瓦b”音和基字字母“寺s”音。因此,“瓦寺”是藏语“bsod ”的译音。仅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藏羌文化关系研究中语言文化间的互识、互证的重要性。
   
    二、早期本教斯巴本与释比文化之比较
   
    (一)神职人员的称谓与器物
   
    历史上,远古藏人对从事有关宗教这一行业的人被称作本波(bon-po)或辛波(gshen-po),按藏语习惯有时简称“本”或“辛”,有时合称“辛本gshen-bon”。正如前面所说,“本bon”雷同于“法chos”,具有事物、经文、宗教等诸多含义。“辛”有时是指有学问的人,在藏文里与本教鼻祖东巴辛饶的“辛”是同一个字。对此,札东·格桑丹嘉在《本(bon)与屈(chos)辨析》中有这样的论述:
   
    古藏人称大力士叫“协坚shed-can”或“协大shed-bdag”,有知识的人叫“婆罗门bram-zhe”或“仙人drong-srong”,后来的藏人对有能力的人又叫“导师ston-pa”、“善智dge-bshes”、“法师cho-rje”等。同样的道理,凡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统称“辛波gshen-po”。
   
    “辛饶gshen-rab”也不专指辛饶弥沃佛,辛饶分因果两种,因此,僧伽(dge-vdun)也可被称为辛饶。在因本中也谈到过,本教鼻祖东巴辛饶未曾降世之前,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辛郭拉噶波(gshen-mgon-lha-dkar-po)、阿瓦冉德(a-ba-ra-ti)、耶辛旺左(ye-gshen-dbang-rdzogs)等许多小辛(gshen-phrn)。
   
    “辛”有时又指祭祀者,且其内部又分若干专业。现就札东·格桑丹嘉在《本(bon)与屈(chos)辨析》中的相关论述翻译如下:
   
    当众生的因缘与佛陀的慈悲俱备以后,通过五行(vbyung-ba)、斯巴(srid-pa)、嘎巴(bskl-pa)等相同原因形成器情世界。世界形成之初,通过斯巴桑波神父与赤萨奇姜神母的法力,先后繁衍出三界的神、鬼、人。其中,天(gnam)有神(lha)、伽(gar)、聃(rten)等三类。

 

“神”包括三界神以及梵天、帝释天等十方神为主的七十五护法神和一百零八大护法神等所有神;“伽”包括力敌鬼怪(vdre)、罗刹(srin)、祸端(byur)以及十方总魔之神,即二万拉神(lha-gsas)、三百六十位陀神(mthor-gss)、二万五千位剳神(bdar-gss)、一百零八位世间神(srid-pvi-lh-chen)、四洲四神、恰穆奏(phyw-dmu-gtsug)三位的三生神、龙达(rlung-rt)四神、五位领军神(vgo-lha)、九位保护神(skyob-pvi-lh-lnga)、十三客神(mgron-yag-bcu-gsum)等;“聃”包括为三界评判是非、主持公道、抑恶扬善的恰斯鹘三神(phyw-srid-skos)等。

 

地(sa)有人(mi)、玛(smra)、辛(gshen)等三类。“人”包括耶桑神界(ye-sngas)松波奔驰末代王朝耶莫王时期的四洲人以及源自瞻部洲的恰穆奏三氏的汉藏胡等;“玛”包括人非人周边及洋人;“辛”包括斯巴桑波神父与赤萨奇姜神母的后裔赤弥沃切(vphrul-mi-bo-che)时期的招福师拉本托噶(lha-bon-thugs-dkr)、耶莫王(ye-smon-rgyal-mo)、斯巴本侬瓦奥丹(srid-pa-bon-snang-ba-vod-ldan)、天本欧日(gnam-bon)、祷本耿希(smon-bon)等。
   
    从以上引文我们也可以看出,“辛”的地位在神之下,在人之上。这里的“辛”不仅指祭祀者,而且根据“辛”的不同专业其内部也有不同的称呼,如擅长招福者叫“拉本”、擅长占卜等知识者叫“斯本”、擅长祝福者叫“祝本”等。其实,吐蕃第一代赞普时期所谓的十二位本教师以及后来的许多相关称呼也证明了该现象。

 

这种现象雷同于当今的专业技术及其职称务(msthan-gyi-yig-tshang)。如:藏古与赞普议事者叫古辛(sku-blon)、与大臣议事者叫辛论(gshen-blon)、赞普的上师叫拉本(bla-bon)、擅长世间学问的叫亘习(gun-shes)、传播本法的叫本辛(bon-gshen)、指出善恶因果的叫东巴(sdon-pa)、得到赞普表彰的叫本钦(bon-chen)、乐于救助的帕瓦(pha-ba)、遵守教规者的叫辛尊(gshen-btsun)、超荐死者的叫杜辛(vdur-gshen)、超度彼岸的叫蚌瑟(dpon-gsas)等。

 

同时,我们发现,“拉本”、“斯本”、“祝本”、“本钦”等主要是从本教教法“本”的角度命名的,“古辛”、“本辛”、“辛尊”、“杜辛”等是从神职人员“辛”的角度命名的。“辛本gshen-bon”这一称呼则凸显了本教教法与从事其行业者两大方面。
   
    本教从业人员由于所从事职业级别(九乘)的不同,其着装和法器也有所不同。对此绒顿·释迦坚参的《本波教与钵第教辨析》中有这样的记载:
   
    小乘三级神职人员的着装不同于普通俗人,占卜师、历算师、医药师各有自己的着装。

 

纳辛(snang-zhu)头戴虎皮帽(stag-zhu)和太阳帽(rbd-zhu),身着长袖,持半边鼓(rnga-phyed-chal-ba)、箭旗(mdv-dar)。赤辛(vphrul-gshen)戴头饰、穿短袖,持鼓、钹、杵等。

 

德辛(vdur-gshen)头饰禽毛,身着虎皮。

 

格涅(dge-bsnyen)的着装雷同于僧装。

 

仲松(drung-srung)的着装有十三件,即帽子(pad-zhu)、上装(stod-gos)、下装两件(smad-gos)、本鞋(pad-lham)、外套(rman-gos)、坐垫(gdeng-ba)等七件以及五圣物⑥和佛珠等六件共计十三件。

 

阿伽(a-dkr)的密宗装有帽子、衣服、发饰、器物等。耶辛(ye-gshen)的着装有禅帽(sgom-zu)等六件套以及璎珞(dra-ba-dra-ris)等。

 

拉米(bl-med)已达到自我解脱境界,无所谓规矩……
   
    当代西藏曼日经师丹增南达(1926- )先生,在其《西藏远古史》(snga-rabs-bod-kyi-byung-ba-brjod-pa)中,从本教显宗、密宗及瑜伽等三大角度,对本教神职人员的着装进行了统计。其中,显宗有大小十六件,密宗有大小二十一件,瑜伽有大小八件共计四十五件套。具体现编译如下:

 

显宗的十六件分别为:莲帽(pad-zhu)、下装(rmad-gos)、下内装(rmad-vog)、裙(smad-sham)、莲鞋(gtsang)、上装(stod-gos)、坐垫(gdeng-ba)、莲包(pad-khug)、禅杖(mkhar-gsil)、钵盂(lhung-bzed)、木碗(pad-phor)、佛珠(phreng-ba)、缝针(khab)、剃刀(bzhar-khri)、浴瓶(khrus-bum)等。
   
    密宗的二十一件分别为:金刚杵(pra-phud)、盔甲(gar-rmog)、天冠(prog-zhu)、全人皮(Gyang-gzhi)、匈布(dpyang-bu)、伽玛莎(kas-ma-hral)、奘鞋(gtshang-lham)、鹏跃帽(zhw-khyung-lding-m)、白顶帽(dkar-mo-rtshe-rgyal)、虎冠(stag-zhu)、辛帽(gshen-zgu)、灌顶衣(dbang-gos)、灌顶披风(dbang-ber)、黑色披风(ber-nag)、护身护(srung-rkhor)、铁器(lchag-ch)、咒角(thun-rw)、颅骨念珠(thod-phreng)、拂巾(gyab-bdar)等。
   
    瑜伽有大小八件分别为:虎椅(stag-gdan)、禅带(sgom-thag)、掩腋衣(rngul-gzan)、短裤(ang-gha-ra)、颅碗(thod-zhal)、双面鼓(da-ma-ru)、铙钹(sil-snyan)、藤杖(sba-mkhar)、手册(bevu-bum)。
   
    从九乘说到显宗、密宗、瑜伽三分法,本教神职人员的称呼与着装显然发生了简化。这种简化现象与本教的新旧派别的形成有一定的关系。本教旧派分总系(spyi-rje)和地方系(yul-lugs)两大类。总系一般分智(pru)、希(zhu)、巴(spa)、麦(rmevu)、辛(gshen)五大系;地方系较有名的有胡木赤(hor-mu-khri)、伽日易欣(dkar-ru-yid-bzhin)、藏东姜智(mdo-sman-spyang-sprul)、格西纳苏(dge-bshes-nang-so)等。

 

新派有桑吉林巴(sngas-rgyas-gling-pa)、米西多杰(mi-shigs-rdo-rje)、德庆林巴(bde-chen-gling-pa)、耿卓嘉聪(kun-grol-vjv-mtshon)等。尽管新派认为莲花生是八世纪本教高僧占巴南喀(dran-pa-nam-mkhv)的儿子,但莲花生毕竟是宁玛派的祖师,所以,本教新派的仪轨与宁玛派有不少相似之处。

 

《羌族释比经典》是“十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重点出版项目。陈兴龙先生在《羌族释比经典》的基础上,撰写了《羌族释比文化研究》一书。该书探讨了羌族释比文化,介绍了羌族释比的称谓及器物。

 

综合陈兴龙先生的观点认为:“释比”是羌人对羌族男性经师的一种称呼(他们近似于西方的萨满,汉语一般称之为端公、巫师),在不同的方言中或称“释比”、“许”、“释卓”、“阿爸木纳”、“阿爸锡拉”等,这些羌语名称都有“惩恶扬善”、“主持公道”的意思。释比被羌人誉为有才能、有知识的人,他们智慧超人,能与人、神、鬼打交道,懂阴阳,知福祸。

 

释比的这些功能,是天神阿爸木比塔授予阿爸木纳的神圣权利。陈兴龙先生还认为:释比原本有十二类,现可以分为日麦祭、赤苏德木、德布释比等三大类。据他统计,释比固有的器物有羊皮鼓、神杖、师刀、响盘、铜铃、铜锣、海螺、符板、印章、兽角、神袋、羚羊角、算薄、法铃、独角、法水瓶、神鞭(麻龙)、猴头祖师、猴皮毛、盘(索卦)、拨浪鼓、铜鼓、串珠、鹰头、雄鹰爪、金牌、令牌、木刻印板、古钱等二十余种。

通过对以上藏羌神职人员称谓及器物的观察,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不少可以互识、互证的地方。在本教文化的视野里,“释比”其实就是“斯本”。“斯本”是藏语“srid-bon”的译音,是斯巴本(srid-pa-bon)的简称。

 

在松潘一带的藏语里,“斯本srid-bon”的读音与现代汉语普通话“释比”的读音很相似。前面说过,“斯本srid-bon”是指相对于雍仲本而言的早期本教。在藏语里“斯srid”具有可能、世界等含义。这里的“斯srid”就是指世界,是指相对于彼岸世界的现实世界。“本bon”就是本教的“本”,雷同于佛法的“法”,即增进今生幸福之法。“许”就是“辛”。“辛”是藏语“gshen”的译音,是辛波(gshen-po)或辛本(gshen-bon)的简称,在早期本教文化里指有知识的人或祭祀。

 

在松潘一带的藏语里,“辛gshen”的读音与现代汉语普通话“许”的读音相似。“释卓”是藏语“srid-grol”的译音,“srid-grol”又称释比卓普(srid-pvi-grol-phug),是因本之创世说中的一个小分支。因本有十二分类,创世说在藏语里称“玛希铎格smra-shes-gto-dgu”,它是十二类中的一个分类,主要讲世界形成、人类繁衍、占卜消灾、驱鬼镇邪等。

 

关于“阿爸木纳”,陈兴龙先生认为“阿爸”是羌人对神、先祖的尊称,一般都冠在神名前。“木纳”是传说中释比的“飞天神爷”。从本教文化的视角来看,陈兴龙先生的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藏人也有在神名或先祖名前冠阿爸或阿爷的习惯,如藏语称青海果洛玛沁神山为“阿尼玛沁A-myes-rma-chen”,藏语称安多三圣人雄帕大师为“阿尼雄帕a-myes-skyang-vphags”,藏语称世间智慧老人为“姜耿阿瓦cang-rgan-a-pa”。

 

可见,这里的“阿尼A-myes”即阿爷,“阿瓦a-pa”即阿爸。又如“木纳”的“木”为藏语“tmu\rmu”的译音,嘉绒藏语称天为“木tmu\rmu”,古藏语称通往天堂的梯子叫“木给rmu-skas”。“纳”是藏语“lha”的译音,是指神。因此,“木纳”就是指天神。同样的道理,“阿爸锡拉”即“锡拉”。“锡拉”就是本教神名藏语“gshen-lha”的译音。按前面的音译方法则可译作“辛纳”。本教静神系列四大如来之一就叫“辛纳沃噶gshen-lha-vod-dkar”。
   
    本教与释比在着装穿戴方面,二者也有不少雷同的地方,如五尊神帽、虎豹皮短褂等。五尊神帽藏语叫“热盎”,五尊神分别代表五方,他们分别是:中为耿侬恰巴(kun-snang-khyab-pa),东为萨瓦绒炯(gsal-ba-rang-vbyung),南为噶瓦东周(dgv-ba-don-vgrub),西为谢札欧梅(bye-brag-dngos-med),北为格拉噶秀(dge-lha-gar-phyug)。通过对曼日经师丹增南达的“法器图解”与陈兴龙先生关于“释比固有法器”间的比较,发现一半以上释比法器与本教法器在样式上可以一一对应。
   
    (二)神灵与经典
   
    本教的神灵与鬼怪文化非常庞杂,规范梳理的历史由来已久,从善恶的角度可以分神(lha)与鬼(vdre),从是否得道的角度神可以分世间神(vjig-rten-pvi-lha)与超世间神(vjig-rten-las-vdas-pvi-lha),世间神又分与本教教法相友好的神、与本教教法敌对的神,整个藏区的神、局部的地方神等。卡尔美博士根据《佐普》(mdzod-phug)、《瑟米》(gzer-mig)等文献记载,把本教神灵分为柔态神(zhi)与怒态神(khro),以及护法神(bkv-skyong)等三大类。

 

其中,著名的柔态神有四如来,即佛母萨智艾桑(yum-sa-trig-aer-sangs)、拉辛拉沃噶(lha-gshen-lha-vod-dkar)、斯巴松波奔赤(srid-pa-sangs-po-vbum-khri)、东巴辛饶(ston-ph-gshen-rab)等。著名的怒态神有瑟喀五宝(gsas-mkhv-mchog-lang),即瓦瑟盎巴(dbal-gsas-rngm-pa)、拉高陀巴(lha-rgod-thog-pa)、佐乔喀炯(gtso-mchog-mkhv-vgying)、盖阔(ge-khod)、蒲巴(phur-ba)等。著名的护法神世称“玛兑赞(ma-bdud-bstan)三护法神”,即玛乔斯巴杰木(ma-mchog-srid-pa-rgyal-mo)、穆兑江巴叉高(dmu-bdud-vbyams-pa-khrag-mgo)、赞嘉雍乐维(btsan-rgyal-yang-ni-wer)等。

 

笔者在“西藏本教的神明及其特点”一文中,通过对岷江上游本教神明的考察,介绍了“十三生神”与“纳巴杰瓦神系”等两组共计118座神,归纳了他们的特点,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藏本教神明的概貌。
   
    陈兴龙先生在《羌族释比文化研究》一书中,从自然界神、始祖神、家神、劳动工艺神、部落地域神等五大角度介绍了134尊神。目前,尽管我们很难对这里所说的释比神逐一进行本教文化的解读,但是,有些非常有趣的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如,在134尊神中,其神名的最后一字相同者有51个,占38%。陈兴龙先生把它音译为“瑟”、“神”、“士”等,笔者以为,这其实就是藏语“gsas”在不同羌语方言读音的差异。“gsas”常见于本教文献,与汉语普通话“神”字义音相似,有时藏语称本教高僧叫“本瑟dbon-gsas”。

 

又如,除了天神阿爸木比塔疑似本教神明松波奔赤以外,被羌人誉为世上第一完人的雅呷确呷·丹巴协热明显就是本祖东巴辛饶在释比文化中的反映。又如羌族羊神“泽瑟”,其实就是藏语“tshe-vdzugs”的译音。在古藏语中称山羊为“泽奏tshe-vdzugs”。在藏文化里“绵羊”象征着“福”,“绵羊lug”一词常与“福Gyang”字合用,如“Gyang-dkar-lug”,可见,此例折射出羊即福,福即羊的文化理念。
   
    正如笔者在“《本教大藏经》的历史回顾与现状思考”一文中所说,要想搞清楚什么是本教经典,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本教大藏经》、什么是本教文献。

 

因为,从近期出版的《羌族释比经典》的内容来看,相对于释比经典的概念,本教经典应该等同于本教文献,而不限于《本教大藏经》。《本教大藏经》不等于本教文献,《本教大藏经》只是本教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的本教文献,顾名思义就是无论何种文字,凡是与本教有关的文本均属本教文献,因此,随着分类角度的变化,其分类的方法也有所不同。

 

如从语言角度看至少有象雄语的本教文献和藏语的本教文献;从本教发展阶段看,有前中弘期的本教文献和后弘期的本教文献;从本教自身内部特点看有属斯巴本的文献、也有雍仲本的文献;从作者的角度看,有辛饶佛经及其阐释等等。

 

以《本教大藏经》为例,大家知道,代表本教理论体系的经典集成世称《本教大藏经》。《本教大藏经》包括辛饶米奥佛的遗训《甘》部和本教信徒对《甘》的阐释《甘丹》部两大部分,其形成历史可以上溯到十一世纪初叶。

 

现存的《本教大藏经》《甘》部有阿拥版、温伦版、瓦琼版、石刻版、电子版等若干版本,其中瓦琼版178函,88692页。《甘丹》部第三版有322函,191254页。以上《甘》与《甘丹》两部共计279946页。据专家估计,目前流落在民间的藏外本教经典至少在上千函以上。
   
    《羌族释比经典》共上下两册,收集释比经545部(段)。在这部经典里,专家们抛开上中下三坛分类的传统方法,从内容出发,把545部(段)释比经分为23类,即创世纪、敬神、战争、解秽、法具、祭祀还原、驱邪治病保太平、驱害、哲学伦理、天文历算、占卜、符咒、建筑、科技工艺、农牧、婚俗、祝词、丧葬、乡规民约、生态、比萨(释比戏)、禁忌、法事咒语。
   
     从内容上看,释比经中有不少本教的影子。如,敬神类第31部《请祖师》、第56部《敬释迦》、第57部《敬释比木纳》;解秽类第88部《做旗》、法具类第119《茅人》;祭祀还原类第178《德》部;驱邪治病保太平类186《伯牙》部、212《送瘟神》部、262《丢替代》部、265《德》部、267《茅人替代》部、269《驱邪》部、291《德送怪物》、300《什》部;驱害类320《果一部》等。
   
    从哲学思想上看,释比文化中存在类似于早期本教二元对立的哲学思想。早期本教经典里充满了光明与黑暗、有与无、黑与白、神与鬼、善与恶、智慧与方法等二元哲学的思想。

 

陈兴龙先生认为,“释比经典里有两个重要的词:一个叫厄(恶),一个叫纳(善)”。我们知道,在本教经典《佐普》里谈及人类的繁衍时,涉及了光明与黑暗的概念。该书关于光明有三种写法,即“厄vod”、“纳snang” 、“纳瓦snang-ba”;关于黑暗有四种写法,即“霉mun”、“霉巴mun-pa”、“霉巴那波mun-pa-nag-po”、“厄那波vod-nag-po”。

 

该书认为赤嘉寇巴王代表光明、美奔纳波王代表黑暗,光明主张白色善业,黑暗主张黑色恶业。因此,笔者以为,释比经典中的“厄”与“纳”如果用藏文书写,则可以写作“厄vod”与“纳snang”,即黑暗与光明。换句话说,“厄vod”是藏语黑光“厄那波vod-nag-po”的简称,“纳snang”是藏语光明“纳瓦snang-ba”的简称。本教与释比文化一样,白象征善,黑象征恶,光明代表善业,黑暗代表恶业。
   
    三、结束语
   
    在本教文化的视野里,斯巴本与释比在称谓、器物、神灵、经典等方面存在不少可以互识、互证的地方。称谓方面如,释比其实就是“斯本”,“斯本”是藏语“srid-bon”的译音,是斯巴本(srid-pa-bon)的简称。

 

“许”就是“辛”,“辛”是藏语“gshen”的译音,是辛波(gshen-po)或辛本(gshen-bon)的简称,在早期本教文化里指有知识的人或祭祀。 “释卓”是藏语“srid-grol”的译音,“srid-grol”又称释比卓普(srid-pvi-grol-phug),是因本之创世说中的一个小分支。“阿爸木纳”系藏语,是天神老爷的意思,藏文可以转写为“a-pa-dmu-lha”。

 

“锡拉”就是本教神名藏语“gshen-lha”的译音。神灵方面,除了天神阿爸木比塔疑似本教神明松波奔赤以外,被羌人誉为世上第一完人雅呷确呷·丹巴协热明显是本祖东巴辛饶在释比文化中的反映。羌族羊神“泽瑟”就是古藏语中称山羊“泽奏tshe-vdzugs”。器物方面,常见本教法器有四十余件,释比法器有二十余件,雷同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经典方面,现存本教大藏经《甘》与《甘丹》两部共计279946页。目前流落在民间的藏外本教经典在上千函以上。《羌族释比经典》共上下两册,收集释比经545部(段),分上中下三坛23小类,其中十多部具有明显的本教影子。从哲学思想上看,释比文化中存在类似于早期本教二元对立的哲学思想。早期本教经典里充满了光明与黑暗、有与无、黑与白、神与鬼、善与恶、智慧与方法等二元哲学的思想。

 

释比经典中的“厄”与“纳”可以转写成藏文“厄vod”与“纳snang”,即黑暗与光明。换句话说,“厄vod”是藏语黑光“厄那波vod-nag-po”的简称,“纳snang”是藏语光明“纳瓦snang-ba”的简称。

 

本教与释比文化一样,白象征善,黑象征恶,光明代表善业,黑暗代表恶业。由此可见,释比文化深受早期本教斯巴本的影响。同时也发现,斯巴本与释比文化之间存在许多不同之处。综上,可以这样说,斯巴本与释比文化的比较研究,对重构斯巴本、阐释释比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源: 《民族学刊》2010.02期

 


0.0659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