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才让太 发布时间： 2006-08-18 11:06:34 来源： 西藏研究

在古藏文的记载中，本教的本(Bon)是反复念颂之义，指的是重复念颂各种原始本教的咒文，这在原始信仰的各种仪式中是个极其重要的部分。以念颂各种咒文为主要仪式的各种原始的本被传统被称之为世续本教。

在Bon之后加上一个Po即主人词（Bonpo 本波） 就变成信仰和参与各种原始信仰的人。根据本教徒的传统解释，本教可分世续本教（srid pa rgyud kyi bon）和雍仲本教（g.yung drung bon）两种。从远古时代一直到辛饶弥沃的诞生，青藏高原盛行着各种各样的原始信仰，那就是被统称为世续本的多神教。

虽然我们尚无法对此做出详尽的描述，但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它有如下几个基本特点：

    1、这些原始信仰产生的时间和空间不同，观念和仪式各异，互不统属；
    2、这些原始信仰注重修炼和仪式，理论建树不高；
    3、神职人员都是俗人，注重父子传乘；
    4、这些原始信仰几乎都以降魔驱鬼、祛病消灾、招福进财和保佑平安为己任，起到了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抚慰人们的心灵，保持社会平衡的作用；
    5、普遍缺少“彼岸”意识和对信民的终极关怀。

 后来，被认为是象雄王子的辛饶弥沃（gShen rab mi bo） 在吸收各种原始本内容的基础上创建了雍仲本教，从辛饶弥沃开始，本教才逐渐变成一个以辛饶弥沃为鼻祖的一神教。这个一神教绝大多数内容仍然是世续本的内容，但对原有世续本的内容进行了大量的改革，比如，辛饶弥沃用糌粑制作的动物供品来代替世续本教中要杀生祭祀的动物并取得了成功，这就是朵尔玛（gtor ma）的最初起源。

 现在，朵尔玛不仅被本教徒而且被藏传佛教徒广泛用来做供品。虽然杀生祭祀的劣习至今存在，但辛饶弥沃的改革对在吐蕃杜绝大量杀生祭祀的劣习和保护动物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一直到公元七世纪，在世续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雍仲本教曾经是整个吐蕃的唯一宗教和信仰基础。

 当然，从公元七世纪佛教传入吐蕃以后，本教和佛教在互相排斥的同时，又各自吸收了许多对方的内容，本教吸收了佛教的内容，使其丰富了它的文化内涵，佛教吸收了本教的内容，也使其能够更深入地根植于当时的社会。

 在本教历史上，公元八世纪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所经历的一次大法难让本教徒们至今记忆犹新，在那次大劫难当中，本教徒们被迫改宗佛教，不愿意改宗的被迫亡命天涯，到阿里、安多和康区等边远地区，继续信仰和传播他们的宗教。这次法难，使本教与公元7世纪始传吐蕃的佛教之间两百多年的斗争见了分晓，终于以佛教徒们的胜利而告终。

 同样，这次法难也成为佛本斗争史上的一个分界线，此前，本教仍然是主宰吐蕃的主要宗教，而佛教则仅仅是一个主要局限在吐蕃王室传播的外来宗教。但是此后，佛教作为一个强势文化在吐蕃王室的大力扶持下，迅速占领了吐蕃宗教文化的主导地位，尤其从其后宏期开始，佛教从安多地区逐渐开始重新传播，并且逐渐在民间得势，在很少几个世纪里，遍及整个吐蕃。而本教在赤松德赞以后一直处于劣势，尤其在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卫藏地区，基本上被清除殆尽。

 但是，本教毕竟是藏民族的本土宗教，经过几千年的信仰实践，它的精神和传统已经渗透到这个民族的骨髓里，它完全统治着这个民族的心灵世界，左右着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成为这个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在藏传佛教占有绝对优势的今天，本教仍然深刻地影响着藏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教《大藏经》就记载了本教这个西藏本土宗教的教义、仪轨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轨迹。

跟佛教大藏经一样，本教大藏经也有《甘珠尔》和《丹珠尔》之分，“甘”指佛祖的教诲文献，“珠尔”是译本之义。也就是说，佛教《大藏经》，指的是佛祖释迦牟尼教诲的藏译本，本教《大藏经》，指的是本教鼻祖辛饶弥沃教诲的藏译本。

但是，后者即《丹珠尔》就不同了，佛教大藏经《丹珠尔》的“丹”的藏文原文是bsTan, 是bsTan bcos即文献之义，“珠尔”的藏文原文是’gyur, 即译本之义，也就是文献的译本，即《甘珠尔》之论疏文献的译本。

而本教《丹珠尔》的藏文原文则是brTen ‘gyur, brTen是依据之义，’gyur是译本，也就是论述文献的译本之义。实际上，这是照搬佛教《大藏经》称谓所留下来的痕迹，本教界和学术界已经有人提出应该称之为《噶丹》，而不是《丹珠尔》。噶即bka’,指敦巴辛饶之教诲，丹即brten，是依据之义，组合起来就是依据敦巴辛饶教诲之论疏文献，也就是依据《甘珠尔》的论疏文献之义。这就是佛教和本教《丹珠尔》名称的不同及其词义的差异。

 本教传统文献认为，“丹珠尔”这个概念及与此相对应的文献早在本教鼻祖辛饶弥沃的亲传弟子穆秋丁珠(Mu cho ldem drug)和杰布赤西(dPyad bu khri shes)时期就已经存在了。穆秋丁珠曾经将辛饶弥沃的教诲文献进行整理并第一次阐述了教诲及其疏释文献的具体概念。

 在他的弟子当中产生了六位著名的大师即达瑟学者穆杂扎黑（dMu tsa tra he）、象雄学者赤陀巴扎（Khri thog spar tsa）、吐蕃学者夏日邬坚(Sha ri dbu can)、天竺学者拉达阿卓（lHa bdag sngags grol）、汉地学者列当芒布（Legs tang mang po）和绰木（Phrom）学者塞尔托杰坚（gSer thog lce ‘byams）。这六位学者将大量的本教经典翻译成他们各自的语言并在其国度传播和发展。其中象雄和吐蕃被认为是辛饶弥沃曾经亲自涉足并传播本教的国度，因而也是本教的传播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入的地方。

 但是，在吐蕃第八代赞普止贡赞普时期，本教经受过一次大的法难，许多本教经典被认为遭到了毁灭。只有四门神本（lha bon sgo bzhi）幸免于难，这就是后来本教九乘理论中被称为四因乘部分的早期形式。

 但是，止贡赞普灭本时，也有大量的本教文献被埋藏底下，后来在本教后宏期的十一世纪被辛钦鲁噶(gShen chen Klu dga’995-1035)和南卡雍仲(Nam mkha ’gy.ung drung) 等人将其重新发掘出来，继续宏扬，还形成了可能是本教历史上最早的文献目录之一。

本教传统文献认为本教五大伏藏中被辛钦鲁噶发掘的南藏是本教伏藏中最早的部分，因而也将他发掘的南藏作为本教后宏期的开始，显而易见，这种观点基于他发掘的伏藏是止贡赞普时期埋藏的文献这样一种说法。但是，实际上，在辛钦鲁噶之前，已经有十五位掘藏师出现，北藏上传典籍的总数是三百四十部，如果这个数字可靠，在辛钦鲁噶以前，本教典籍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初具规模了。

 不管怎么样，本教大藏经中《甘珠尔》主要是伏藏，而这些伏藏主要分五个部分即北藏、南藏、卫藏、康藏和新藏。有关这些五大伏藏的分类及其历史本人已有另文叙述，不在这里赘述了。

随后就产生了本教大藏经及其《甘珠尔》和《丹珠尔》的确切名称，前者被认为是本教鼻祖辛饶弥沃(gShen rab mi bo) 的弟子们将他们的导师讲述的本教用达瑟(sTag gzig) 邦文(sPung yig) 和象雄(Shang shung) 玛尔文(sMar yig) 记载成文并由后人将其翻译成藏文的本教经典，而后者就是后人依据辛饶弥沃讲述的本教的精神对其进行论疏和发展的文献集成。
　　
　　好几种文献记载了本教文献至少有十三种分类方法，但笔者至今未看到有关这十三种分类方法的全部名称。其中九乘分类法、四门五库分类法、内外秘三宗分类法、三遗训分类法和四宗分类法等五种是比较普遍的分类方法。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至少现有的几部本教大藏经目录和两套本教大藏经即曲钦版和绰斯甲版是按照四宗分类法分类的。

在本教历史上，虽然有关确切文献的传说可以追溯到止贡赞普时代，第八代吐蕃赞普。但严格意义上的本教文献目录始于从公元十一世纪的本教大师辛钦鲁噶。除了普遍记载辛钦鲁噶曾经将他发掘的伏藏文献目录传给后人以外，还有一本伏藏文献目录至今传世。这就是噶顿·茨成坚赞（sGa ston Tshul khrims rgyal mtshan）编著的《伏藏文献目录》(gter gyi kha byang)，以手抄本形式传世。噶敦·慈诚坚赞是温萨卡（dben sa kha）寺院也如十八上师之一，关于他的生卒年代不详，但至少生活于1386之前。这应该是现存最早的本教文献目录。

随后就产生了本教《大藏经》及其《甘珠尔》和《丹珠尔》的名称，至于本教《大藏经》这个文献集成形成的准确年代，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挪威奥斯陆大学本教研究专家派尔克威尔内教授认为形成于十五世纪中叶。而后，各地本教徒们收集和传抄了许多本教文献并将其编成《大藏经》，尤其是一些大寺院和一些有势力的地方头人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抄写《大藏经》。但对此没有准确的统计。

 十八世纪的本教学者贡珠嘉村宁布(Kun grol ‘Ja’ tshon snying po 1700-?)将本教文献作为《大藏经》汇集和编目并编著了本教历史上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本教《大藏经》目录，这就是《深广永恒本教甘珠尔之目录十万日光》(zab dang rgya che g.yung drung bon gyi bka’‘gyur gyi dkar chag nyi ma ‘bum gyi ‘od zer)。

 在这个目录中，显宗五十五部，般若宗一百零八部，密宗八十八部，心宗三十部，共二百八十一部。贡珠嘉村宁布在理论上将《大藏经》分成辛饶遗训和遗训释疏即《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分，但在具体编目时并没有分成两部集成，仍将整个大藏经以四宗分类法分类和编辑。

 他的这部书成书于1751年。因为这是本教历史上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本教《大藏经》目录，所以它的意义不仅仅在目录学的上，更重要的是他将本教历史上受到佛教影响而酝酿了几个世纪的本教《大藏经》的概念及其《甘珠尔》和《丹珠尔》的分类思想附注行动，他此后的行动更使本教徒拥有《大藏经》的梦想成为现实。

 作为一个信奉本教的土司，在嘉绒十八土司之一的拉丹（Rab brtan）土司 不仅邀请贡珠嘉村宁布为他的精神导师，而且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雕刻出了本教历史上第一部《大藏经》木刻版即曲钦版，因为在其木版的易损边沿上镶有铜边，这个版本也叫作铜板本（zangs par ma）。

 但是十八世纪莎罗奔（Sa slob dpon）、郎卡(Nam mkha’)和索诺木（bSod nams）三代拉丹土司与清朝官兵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战争 ，使珍贵的《大藏经》刻板遭到了严重破坏。期间，绰斯甲土司将残存的刻板运至自己的土司府加以保护。因为贡珠嘉村宁布同时也是绰斯甲土司的精神导师，绰斯甲土司贡噶彭措（Kun dga’ phun tshogs）请贡珠嘉村宁布主持补充雕刻被破坏的《大藏经》刻板。他们不仅补充雕刻了被破坏的刻板，而且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

 绰斯甲土司和贡珠嘉村宁布合作完成的本教《大藏经》木刻版就是所谓的绰斯甲版。不幸的是，这个刻板也在此后的战争中被清兵烧毁。这两种版本都没能印很多，因而，除了安多和康区的一些寺院和私人藏书以外，目前还不知道其它地区是否曾经拥有这两种版本。虽然保存完整的《大藏经》木刻版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根据了解，一些寺院和私人藏书当中仍然有一些木刻版《大藏经》，保存书目不等，但似乎都不全。

从此以后，本教《大藏经》再也没有木刻出版过。此外，近几个世纪还存在过大量的本教《大藏经》手抄本。1922年，美国学者J.F.洛克在藏东一个寺院看到一套手抄本本教《大藏经》，当时因为一个突发事件而未能详细翻阅，因而书目不清。1928年，苏联藏学家罗列赫(G. N. Roerich)在那曲的夏茹寺看到一套本教《大藏经》手抄本，其中《甘珠尔》一百四十卷，《丹珠尔》一百六十卷。

根据作为贡珠嘉村宁布目录之附录的西绕拜（Shes rab dpal）所著《书目去暗明灯》（dpe rtsis mun sel sgron me）记载，从本教第一次伏藏至琼布罗哲坚赞这段时间里，本教文献的总量已达九百多卷。说明除了《大藏经》以外还有大量的本教文献传世。

据本人在近几年对安多和康区部分地区本教寺院的调查，1958年以前在上述藏区本教寺院中确实存在过的本教《大藏经》手抄本至少也有三十部，这还是目前健在的本教徒曾经亲自看见过的数目。加上尚未登记到的《大藏经》，其数量将更加可观。本文将要叙述的瓦琼版《大藏经》就属于这一类。

贡珠嘉村宁布之后，在十九世纪，西藏雍仲林寺的堪布尼玛丹增(1813-?)编写了另一个本教《大藏经》目录，这就是《雍仲本教遗训及其释疏目录宏扬辛教日光》（g.yung drung bon gyi bka’ brten ‘gyur gyi sde tshan bsgrigs tshul gyi dkar chag nyung thus gshen bstan pad mo rgyas pa’i nyin byed）

在这个目录里，辛教遗训为一百一十三部，其释疏为二百九十三部，共四百一十六部。尼玛丹增不仅编写了这样一个目录，而且作为附录的形式，专门阐述了自己的分类思想，对贡珠嘉村宁布的目录进行了批评。他删除了许多他认为不属于辛饶弥沃遗训的文献。他的分类思想及其目录受到广大本教徒的普遍欢迎，在本教界具有很高的地位。挪威奥斯陆大学的本教专家派尔·克威尔纳教授曾经详细研究了尼玛丹增的这个目录，并于1974年在印度-伊朗月刊上发表。

另外，有一部大部头的本教《大藏经》目录《佛祖遗训及其释疏殊胜如意宝库目录祛除心影幻钥》（rgyal ba'i bka' dang bka' rten rmad 'byung dgos 'dod yid bzhin gter gyi bang mdzod la dkar chags blo'i tha ram bkrol byed 'phrul gyi lde mig）作者署名为雍仲茨成扎巴（g.yung drung tshul khrims drag pa），但是在该书第956页又自称为扎琼瓦·雍仲丹增（dBra khyung ba gYung drung bstan ‘dzin）。此人可能是雍仲林寺的堪布雍仲丹增，如果此说成立，它应该是十九世纪的作品。在这部目录的跋里说明了显宗有一百一十五部，奔宗七十七部，密宗二百九十三部，心宗三十六部，附有文化部分23部，共五百四十四部 。

 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瓦琼(dBal khyung)寺就保存了一套完整的本教大藏经《甘珠尔》手抄本，这是目前世界上所保存的唯一的一套完整的本教《大藏经》手抄本，系稀世孤本。

 根据本人调查，近代康区著名的本教新藏派大师桑阿林巴（gSang sngags gling pa 1864-？）赴卫藏那曲地区完成佛缘时，霍尔三十九族中的一个分支部落噶加（Ga rgya）家族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专门为桑阿林巴大师修造了一部本教《大藏经》，并由噶加·丹达尔（Ga rgya bsTan dar）献给了桑阿林巴。他返回时将《大藏经》带到新龙的瓦琼寺收藏。

 在十年浩劫当中，该寺僧人拥杰（gYung rgyal），西绕旺丹（shes rab dbang ldan）和贡桑多杰（Kun bzang rdo rje）等人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以极大的勇气藏匿和保护了这套珍贵的手抄本《大藏经》，为藏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宏扬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特别是当知道这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完整的本教《大藏经》手抄本时，其意义就非同一般了，笔者借此机会向这三位勇敢的僧人表示敬意。

 八十年代初，在国家对十年浩劫后幸存的文献和文物进行统计和整理时，三位僧人将这套《大藏经》献了出来，州县政府和国家有关单位对这套手抄本《大藏经》的存在给予了极大的重视，适逢第十世班禅大师视察甘孜州，他也责令有关部门必须作为国宝进行保护和尽快出版这套唯一幸存的本教《大藏经》手抄本。在这样的环境下，时任甘孜州政协副主席的新龙县益西（Ye shes）寺阿拥（A g.yung）活佛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开始组织人力、财力，着手出版这套本教《大藏经》的准备工作。

阿拥，全名为拥仲丹拜坚赞 （gYung drung bstan pa’i rgyal mtshan），1922年藏历10月25日诞生于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甲拉西乡格日普比（Ka ri phur pa）村瓦仓(Ba tshang)部落，父名泽白敦珠（Tshe dpal don grub），母名威色拉姆(‘od zer lha mo)。自幼被聂绒地区贡杰（Gong rgyal）寺活佛丹拜尼玛（bsTan pa’i nyi ma）认定为夏当·智麦威色（Bya btang Dri med ‘od zer）的转世活佛，该寺院夏当活佛的官邸也要求迎请至贡杰寺做床。

但是，阿拥的叔叔即时任益西寺堪布的茨成却杰（Tshul khrims mchog rgyal）坚决不同意，他认为与其去住在一个活佛官邸，将精力浪费在无聊的事务当中，还不如留在益西寺学点经典。只要他是一块金子，放在哪里都可以发光。所以，从八岁就削发为僧，移住益西寺，跟随叔叔茨成却杰学习藏文，学习本教的经典及其修行。

当桑阿林巴大师在益西寺颂传本教《大藏经》时，幼小的阿拥曾经亲聆其教诲。十八岁时（1940），他前往夏扎修炼地诚拜夏扎·扎西坚赞（Shar rdza bKra shis rgyal mtshan 1858-1934）的继承者（rgyal tshab）洛椎嘉措（Blo gros rgya mtsho1915-1954）为师，从其学习密宗和大圆满的修行。

 另外，还从满金寺第六世贡珠喇嘛宏乾卓杜林巴（Hum chen ‘Gro ‘dul gling ba）、塞尔绰（Zer ‘phro）寺塞尔绰·多丹茨成（rTogs ldan tshul khrims）和丁庆（sTeng chen）寺扎珠·智麦威色（dBra sprul Dri med ‘od zer）等高僧大德得到了许多密宗加持和颂传经典。返回聂绒以后，从夏扎的大弟子扎敦·噶桑丹柏坚赞（dBra ston sKal bzang bstan pa’i rgyal mtshan 1897-1959）和茨成却杰接受比丘戒并从其苦学本教经典。又从夏扎的大弟子泽旺觉尔麦(Tshe dbang ‘gyur med)修习了本教大圆满。从二十多岁开始参与益西寺的管理。

 他在穆多(dMu rdo或者rGyal mo mdu edo)神山 将嘉村（’Ja’ tshon）寺移址重建为密旁南杰林（Mi pham rnam rgyal gling）。尤其是在八十年代，直接领导了益西寺的重建工作，将他的一生献给了益西寺。他还参加了夏扎修炼地的重建工作，尤其对夏扎修炼地刻板的整理和补充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帮助。同时，他在担任甘孜州政协副主席期间，参与了全州许多寺院的重建工作，为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85，阿拥提出的要求胶印本教《大藏经》的申请得到了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式批准，在甘孜州政协和四川省民委民族研究所的共同支持下，阿拥活佛集资并具体负责胶印本教《大藏经》，其间得到了著名学者土登尼玛（Thub bstan nyi ma）活佛的大力协助。为了本教《大藏经》的胶印工作，阿拥活佛在成都住了四年多。他先后两次从收藏在瓦琼寺的本教《大藏经》手抄本中借出了四十部显宗文献和六十二部奔宗（‘Bum sde）的文献，印完以后将原书还给了寺院。

印完上述显宗和奔宗的一百零二部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其余密宗和心宗部分就不是以瓦琼版的手抄本为母本，而是阿拥活佛从昌都、德格、新龙和松潘的本教寺院和个人零散的藏书中借来后作为母本胶印的，这就是所谓的阿拥版本教《大藏经》。

这个版本里，显宗六十三部，本宗六十七部，密宗二十部, 心宗七部，一共一百五十七部。在甘孜州政协和四川民族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阿拥活佛将其影印出版，使这个稀世孤本第一次得以面世，为抢救和传播这些文献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要说明的是，阿拥版与瓦琼版手抄本不尽相同。阿拥版当中上述四十部显宗和六十二部奔宗文献与瓦琼版相同，其余母本是阿拥活佛从别处找来补充的，其中既有手抄本也有木刻版。阿拥版一共印了一百三十套。

 由于阿拥活佛担心卖不出去，印得偏少，未能完全满足国内各研究单位和大专院校的图书馆和本教寺院的购书要求，九十年代初，阿坝州阿坝县多丹（rTogs ldan）寺活佛温伦·南喀丹增(Bon blon Nam mkha’ bstan ‘dzin 1932-)个人集资，在阿拥版本教《大藏经》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一些本教书籍，在阿坝州的理县印刷厂印了三百套，这就是所谓的温伦版本教《大藏经》，共有一百九十二部。

 温伦·南喀丹增是多丹寺三大活佛之一，该寺是在前世温伦活佛建立的一个修炼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应该说温伦活佛就是多丹寺的创建人。但是，关于温伦系统的历史及其传承有不同的说法，还缺乏翔实的资料，因而，暂且不在这里讨论。

 本世温伦活佛南喀丹增对本教文物情由独钟，为保护该活佛系统传世文物水轮始祖(ston pa chu ‘khor ma)、指印海螺(dung dkar sen rjes ma)和鸟书康钦（khams chen bya bris ma）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了州县政府的重视和肯定。他还负责重建了阿坝州金川县的雍仲拉顶寺（又名广法寺）和甘南州迭部县的佐仓寺（又名拉洛寺）。

　　但是，不管是阿拥版还是温伦版，虽然为本教《大藏经》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仍然有两个令人遗憾地方，首先，阿拥版中除了显宗和本宗的一百零二部以瓦琼版作为母本以外，其余都不是瓦琼版手抄本，而是以临时收集到的散本作为母本胶印的。

温伦版在阿拥版原封不动的基础上增加了三十七部，对阿拥版本身没有做任何调整。也就是说，阿拥版和温伦版都不是完整的瓦琼版本教《大藏经》手抄本。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上因多次在不同地点的藏匿，使瓦琼版《大藏经》手抄本的母本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导致了许多涂抹漫漶之处，再加上因字迹欠工整而难以辨认的部分，使阿拥版和温伦版的本教《大藏经》的很多章节在认读方面难度较大，美中不足。

 鉴于此，曾任新龙县人大副主任的新龙县本教活佛满金拉色（sMon rgyal lha sras）开始了艰难的修补和出版工作。满金拉色是贡珠活佛第六世弘钦·卓杜林巴（hum chen ‘gro ‘dul gling ba）之子，生于1938年。他的全名为满金拉色弥庞南杰（sMon rgyal Lha sras mi pham rnam rgyal）。

 贡珠活佛的传承为德格县满金寺活佛，他父亲将其送到附近的夏扎修炼地，自幼从师洛椎嘉措(1915-1954)和图多南杰(1926-)学习本教及其修行，前者为夏扎·扎西坚赞的侄子兼夏扎修炼地主持，后者为现任夏扎修炼地主持。因为满金拉色的姐姐卡修旺姆（mKha’ spyod dbang mo 1936-1987）是瓦琼寺本教大师桑阿林巴(1864-?)的转世活佛齐美仁增（’Chi med rig ‘dzin 1936-1959）的妻子。应该提到的是，卡觉旺莫不仅是一位妻子，她还是一位著名的本教大师和掘藏士。关于她的生平尤其是赴西藏贡布神山发掘伏藏的历史，西方学者斯潘·翰娜(Span Hanna)有专论 ，不再赘述。

 由于这一层关系，满金拉色与瓦琼寺有了很密切的联系。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满金拉色从瓦琼寺和满金寺组织了十五人，花了六年的时间，将整套瓦琼版本教《大藏经》手抄本经书全部逐页照相，在胶片上逐字逐句精心修复，并增添了一部分未收进的文献，终于于一九九八年重新使其重新面世。

 现在出版的本教大藏经《甘珠尔》瓦琼版就是以这个罕见的手抄孤本为母本，由本教活佛满金拉色主编，西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这就是拉塞版本教《大藏经》《甘珠尔》。这部本教《甘珠尔》共有一百七十八部，其内容分四个部分，显宗部(mdo sde)七十四部, 是本教的基本教理，本部(‘bum sde)七十部, 是本教超度理论，密宗部(sngags sde)二十六部，是本教的密宗，心宗部(sems sde)八部，是本教的大圆满理论及其修炼仪轨。另外，还有一部附加的本教《大藏经》传承史，它不包括在一百七十八部里。拉色版《甘珠尔》一共印了一千六百套。

 对于本教文献来说，曲钦版、绰斯甲版、阿拥版和拉色版都仅仅是本教《甘珠尔》，而不是《丹珠尔》。本教《丹珠尔》这个名称存在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但是从来没有一套《丹珠尔》被编辑和出版过。

 从1990年开始，西藏那曲聂绒县本教寺院诺尔布林寺（Nor bu gling）的珠旺（Grub dbang）活佛第三世和该寺第十三代主持旦巴尼玛（bsTen pa’i nyi ma 1943-） 处于抢救藏族古代文献的强烈责任感，开始在整个藏区收集散失于民间的类属于本教大藏经《丹珠尔》的本教文献，历尽艰辛，历时两年的收集工作得到了辛赛·诺布旺杰(gShen sras Nor bu dbang rgyal)、雍仲嘉瓦(gYung drung rgyal ba)、丹增旺扎(bsTan ‘dzin dbang grags)、噶尔旺南杰(Gar dbang nam rgyal)、阿拥和堪布次成绕杰(mKhan po Tshul khrims rab rgyas) 等本教界人士的鼎力相助，终于收集到三百部本教文献，这些文献从未出版过，其大多数以手抄本传世。其内容包括历史、文学、宗教、天文、历算、地理、医药、传记、气功、工巧、音韵等，是研究藏族古代文化的极其珍贵的资料。

 丹巴尼玛又付出了大量的劳动来编辑和整理这些文献并筹款欲将其出版，西藏自治区政府得知后给予了高度重视，不仅立即批准其出版，而且拨款五十万，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这样，从1993年开始，藏族历史上第一部本教大藏经《丹珠尔》开始在拉萨印刷，终于于1997年顺利完成。

就象本文开头谈到的那样，从《丹珠尔》的内容来看，它不是“珠尔”即译本，而是藏人自己的作品。但是，不管它的名称是否与其内容相符，更重要的是旦巴尼玛第一次将本教《丹珠尔》收集和编辑并成功地出版，尤其是其中绝大多数是第一次面世的手抄本，他为抢救这么多珍贵的手抄本文献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综上所述，本教《甘珠尔》和《丹珠尔》统称为本教《大藏经》。从其名称上来说，笔者认为称其为本教《甘珠尔》（bka‘gyur）和《噶丹》(bka’ bstan)更切合实际。显而易见，本教《大藏经》这个概念和称谓的产生、收集整理本教文献并对其编目和分类、木刻出版、后来《甘珠尔》和《丹珠尔》分离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藏传佛教《大藏经》的强烈影响。

作为一位新藏派本教大师，贡珠嘉村宁布受到了各种批评，但他在本教《大藏经》的历史上创造了两个第一，

首先，他的《深广永恒本教甘珠尔之目录十万日光》是第一个完整的本教《大藏经》目录。虽然在他之前已经存在过各种本教文献目录，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那些文献目录都不是《大藏经》的目录，而且从分类思想及其成熟程度和编目手段上来说都无法与贡珠嘉村宁布的目录相比；

其次，在他的指导下，本教《大藏经》第一次被木刻出版。尼玛丹增的目录的最大贡献是从理论上将本教《甘珠尔》和《丹珠尔》严格区分开来，因而也受到了本教界尤其是旧藏派广泛的认同。他的分类思想和所编的目录至今仍是大多数本教寺院在编目和分类时所遵循的依据。

 不管是阿拥、温伦·南喀丹增和满金拉色前后胶印的本教《甘珠尔》，还是旦巴尼玛收集整理和出版的本教《丹珠尔》，其最大的意义还在于将这些珍贵的手抄本文献公诸与世。但是，这些文献的出版只解决了它们的“生存”问题，使它们不再面临失传的危险。如果要将它们利用起来，让它们造福于人类，还需要艰辛的劳动和漫长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藏族传统文化是沿着两个主线发展下来的，即以本教为主线发展下来的本教文化和以藏传佛教为主线发展下来的藏传佛教文化。其中本教文化具有几千年的历史，佛教文化也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虽然藏传佛教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成为藏民族的主要宗教，因而藏传佛教文化也就成为藏民族的强势文化，对这个民族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但是，由于本教是藏民族的本土宗教，在公元七世纪以前曾经是全民信本，而在公元七世纪以后，本教也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宗教，至今在全藏区有三百多座寺院，它对藏民族的心理素质、文化心态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应该注意的是，人们往往注意到它直接影响藏民族的部分，而注意不到它通过藏传佛教对藏民族的影响。因为，藏传佛教之所以被称谓喇嘛教或者藏传佛教，就是因为它由于受到了本教的强烈影响而不同与其它地区的佛教，也就是说，它由于接受了许多本教的内容而有异于其它的佛教。所以，藏传佛教对藏民族的影响也同样包括了本教文化对藏民族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说，本教对藏民族的影响一点也不亚于藏传佛教对藏民族的影响。同时，由于佛教是外来宗教，在它被引进的第一天起，佛教和本教就开始了长达一千三百多年的斗争。在本教后宏期开始以前，主要是佛教吸收本教的内容，因为一个外来宗教要在吐蕃传播和立足，必须用当地人喜闻乐见和似曾相识的形式来进行，还不能与当地人原有的信仰离得太远，更不能在一些基本的道德观念和社会伦理标准方面与原有的信仰相冲突太大。这样，在吐蕃王室的大力扶持和佛教大量吸收本教的内容使佛教尽快适应了吐蕃，在吐蕃得以迅速传播开来，藏传佛教最早形成的教派宁玛派有许多与本教相同和相似的内容就是这个原因。

 比如，佛教徒认为本教的护法神十二丹玛被公元八世纪来吐蕃传教的乌仗那佛教大师莲花生降伏而成为藏传佛教的护法神，而本教徒则不以为然，仍然在供奉十二丹玛。从表面上看，这仅仅是几个护法神的归属问题，但实际上，这种争执有一个更深层的文化原因，这就是外来宗教为了传播和立足而改头换面，入乡随俗，而本土宗教则极力排斥外来势力，保护自己的信仰领地。

 四个世纪以后，佛教已经在吐蕃占有了主导地位，成为吐蕃的主要宗教。尤其是古格王朝、帕竹王朝、萨迦王朝和噶丹颇章王朝等地方佛教势力崛起以后，本教就由原来全民信本的地位落到一个二流宗教的次要地位，甚至被排斥和歧视，在这种情况下，本教徒开始大量吸收佛教的内容，在很多方面尽量与佛教保持一致，尤其在一些基本教义和伦理道德观念等方面极力模仿佛教以求得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的佛教徒们的认同，本教的中观、般若和因明等系统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作为本文主题的本教《大藏经》的分类思想和编辑模式都受到藏传佛教的强烈影响同样是这个原因。尽管如此，本教与藏传佛教一起作为藏族传统文化两大系统的地位丝毫没有被动摇，本教仍然在很多方面强烈地影响着这个民族。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学术界看到的只有佛教文献，而大量的本教文献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传世，外界无法看到。

 随着本教《大藏经》的出版，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观。许多科研单位和教学机构都收藏了《大藏经》。值得一提的是，对这么一大批手抄本本教文献的突然面世，国际藏学界已经有了一些大的动作。挪威科学院高级研究中心于1995至1996年间组织了几个国家的有关学者对温伦版本教《大藏经》进行了编目和研究。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院也组织了一个大型的本教文化研究项目，对本教《丹珠尔》进行了编目并已经出版。一些研究成果也在陆续出版。

许多有关介绍甚至研究论文都提到佛教《大藏经》是藏族文化的百科全书之类的表述，虽然，我们大可不必贬低佛教《大藏经》的巨大的文化价值，但是，实际上，藏人对于佛教《大藏经》的贡献，充其量也不过是在翻译方面，它反映的内容完全是古代印度人的思想和文化，更确切地说，佛教《大藏经》是古代印度文化的百科全书。

 当然，它对以后的藏族文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是后话。可是本教《大藏经》就不一样了，它根植并产生于西藏本土，是青藏高原几千年文明的忠实记录，它是藏人对他们的历史及其文明起源的思考，是藏人在世界第三极拼搏了几千年留下的痕迹。它是研究和认识藏族及其文明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尤其是研究公元七世纪以前吐蕃人的思想、哲学、宗教、科学技术等文明的最重要的资料之一。

 因此，希望这些文献能够引起国内外同行更加广泛的兴趣，希望通过利用这些资料，能够使学术界更加全面地认识藏族及其宗教和文化，对藏族传统文化能够有一个更加接近事实的认识和理解。也希望对这些资料的发掘和利用能够有助于藏民族传统的发扬和广大。